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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國務院印發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(2014-2020年)》(簡稱《綱要》)，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、構築誠實守信的經濟社會環境。作為我國首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，《綱要》圍繞政務誠信、商務誠信、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重點領域，計划到2020年，基本建立社會信用標準體系。
　　誠信建設並非新鮮事，早在2010年，江蘇睢寧就探索推行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制度。當初因為該制度涉及個人道德及社會行為的方方面面，加上對部分誠信行為作出了加分規定，涉嫌將民眾分為三六九等，因此自推出之日就備受爭議。在商業日漸發達的今天，人們意識到誠信的重要性，也認同誠信建設，分歧在於對誠信的理解，以及誠信建設的具體操作方式。
　　和睢寧的做法相比，此次《綱要》內容更豐富，具有前瞻性與操作性。總體看來，它強調負面清單模式。以商務誠信領域為例，《綱要》明確要求製裁商業欺詐和恣意違約毀約等失信行為，嚴厲查處電子商務領域制假售假、傳銷活動、虛假廣告、以次充好等欺詐行為。此外，它還將公民交通安全違法情況納入誠信檔案，針對公務人員，《綱要》提出建立各級公安、司法行政等工作人員信用檔案，依法依規將徇私枉法以及不作為等不良記錄納入檔案，並作為考核評價和獎懲依據。
　　《綱要》主張懲戒失信行為，由此不難看出規劃制定者對誠信建設的理解，即強調誠信的工具價值，肯定它在商品經濟和社會治理方面的積極意義。在這種認知框架下，誠信被視作個體或企業的基本要求，而不是高人一等的道德品質，這顯然與傳統看法有所差別。在固有文化心理和誠信缺失現狀的影響下，很多人傾向於將誠信納入道德範疇，有誠信的人受到贊譽，至於失信行為，則基本默認為常態。如此一來，諸如睢寧這種地方探索，往往使得誠信建設異化為道德競賽，難免遭遇輿論抵制。《綱要》並非簡單用道德眼光看待誠信行為，政府不再做道德榮譽的授予者，而是失信行為的懲戒者。在現代社會，這種定位顯然是合適的。
　　上述定位對應誠信建設的路徑選擇，則表現為曝光、製裁，而不是通過鼓勵甚至褒獎誠信行為來引導民眾、企業信守承諾。具體措施比如推進強制執行案件信息公開，對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行為展開失信責任追究，以及設立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制度等。這些制度中，並不是所有都開展實質問責，這與誠信建設的特殊性有關，公開相關信息，其實就是變相的製裁。因為誠信檔案建立後，人們在商業交易過程中，可以參考這些信息，判斷對方的誠信水準，繼而決定繼續或者終止交易，這樣一來，失信者就為自己的失信行為付出了代價。
　　頗引人矚目的是，《綱要》對政務誠信、司法公信建設也提出了明確要求。不過，其作用尚待觀察。和商務誠信、社會誠信不同的是，公共機構由於有著不可替代性，若只是單純的曝光，恐怕只會形成道義譴責的效果。《綱要》提出公務員的誠信檔案將作為幹部考核、任用和獎懲的重要依據，此思路值得肯定，今後若能有更為具體的政策規定，定有利於發揮誠信建設對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現實作用。
　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，國人對誠信重要性的體會越來越深刻。相對西方國家公民在誠信方面的突出表現，當前中國社會總體的誠信水準尚有差距。早在上個世紀初，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在闡述資本主義精神時就提到誠信這一要素。在現代社會，誠信構建的不僅是狹隘的資本主義精神，它還將直接影響商品經濟和公共生活的效率與品質。以《綱要》為起點，惟願中國社會的誠信水准將逐步提升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誠信建設應突出懲戒失信行為）